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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的今天，恐怕不会有人再认为张自忠是汉奸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改掉了诛心的恶习。在我们的身边，因为观点不同便上纲上线的人比比皆是。张将军泉下有知，必当痛心疾首。难道我们还要让那些被误解的人用鲜血和生命去证明他们的清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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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楚人失弓，楚人得之
我想，说一个人是“汉奸”，是对他立场的判定，即他损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其他卑劣的原因。所以，我们攻击一个人是“汉奸”，应当是对他的动机有了充分的判断，而不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有如下几点：
一，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的作为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就说他是“汉奸”。世无完人，任何人都会出错，如果是“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也还罢了，如果因此损害到了国家的利益，那也不能就指他为“汉奸”，否则的话，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留学生，没有一个不是“汉奸”。谁敢保证说自己从没有犯过错误，没有损坏过中国人的形象？不是说“好心办坏事”就不能责备，只是我们应当责备的是坏事的原因，而不是非把好心硬说成坏心。除非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为了自己卑劣的动机而故意损害中国的利益，否则“汉奸”的帽子要慎祭。
二，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就说他是“汉奸”。人的思想差异之大，有如星球爆炸后的尘埃轨迹，满天飞逸，且越行越远。从同一个立场出发，不同的人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某些人的逻辑来看，别人得出那样的结论，只能倒推出此人是站在卖国的立场；而其实这样的倒推，往往只说明了这些人自己思想的狭隘。爱国不是只有一个方式，一种思想。把和自己的“爱国观点”不同的人打为“汉奸”，一来是对别人心理的(往往是出于不耐烦的)武断猜测，二来相当于剥夺了别人的爱国权，三来，我坚信，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种方式爱国，是极其危险的。
三，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就说他是“汉奸”。理由完全同上。可以支持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张自忠出任平津沦陷后的北平市长。需要再多说几句的是：行为不同于言论，是会带来直接后果的。所以人们有时可以容忍不同的言论，但对于不能认同的行为，容忍度就差得多。可是，你所认为的“铁定卖国”的行为，也许别人是为了“爱国”的动机才做的。
总之，“汉奸”是“动机罪”。给人的动机定罪，就要找到他动机卑劣的证据，而不是去抓“行为罪”、“言论罪”或“思想罪”。抗日战争时的中国，确实处在亡国的危险之下，那时舆论的过激，虽然也造成很多不好的后果，但还情有可原，日本侵略者在这方面的罪责不容推卸。可到了今天，我们还在用同样的标准到处苛求同胞，就真可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
盖我们的社会舆论总觉得，一个人的行为言论思想，皆不足道，重要的是道德，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是也。所以舆论对一个人的评判，怎么说他做事带来的不好后果、说话犯了错误、思想荒谬不堪，都是不够份量的，非得把这一评判带到道德领域里去，才能彻底将他一笔勾倒。同理，要夸奖一个人，说他做了什么好事是不够的，一定要因此发现出他的优秀道德品质，才算是真正的褒扬。
这其中的荒谬，在于把本属于德、言、功不同的领域的评价混同起来了。我们似乎总有一种要把人的评价“一刀切”的倾向，要么言好功好德也好，言语大放卫星，行为无私奉献，思想(实为道德)处处闪光；要么言坏功坏德也坏，说了几句实话，做事特立独行，立刻就是觉悟低下、道德败坏了。
结果，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于人物在道德标准方面的评价，往往极为苛刻。对于人的错误，动辄能以主流道德标准上纲上线，追究到内心的根源里去；而赞誉之词，只给死人和当权的人。早在两千年前，冯唐就对汉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其实何止皇家的法典如此，我们的思想也是如此(这两者的关系，颇堪深思)。舆论高擎着宛如照妖镜一般发出万丈光芒的道德标准，对人的言行举止乃至思想一一甄别，略有出入，立即打为异端，贬为败类；而到需要“赏”时，闹剧便顶着“正剧”的名目，严肃地上演。
回顾历史时，人们往往只是惊诧于那个道德标准的可笑，却不能觉察到我们自己的可笑。经历了那样的岁月的人们，在主流道德标准蜂腰轻轻一扭换了个面目重新粉墨登场时，竟然好像全然忘记了曾经刻骨铭心的教训。我们又义愤填膺地开始骂起了“汉奸”，仅仅因为那个人说了几句外国的好话，或者提倡实行外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又趋之若鹜地拜倒在“爱国”的冠冕下，无论那只是几句豪言壮语，还是把国疮形容为艳如桃李。谁说“文化大革命”不会再来？当一个新的叫做“精神大爱国”的运动兴起时，谁又会有胆量去抗拒？
我们有个成语叫“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当前面刚刚碾过我们的身体的车翻倒在崎岖的路上时，我们却指着那辆车说：这驾车的人太差了(并常常推断出他们的道德也不好)，或者，这辆车的构造不对，注定要翻；然后压制下自己被碾的创痛，挤上另一辆车，又在老路上向前疾奔，并且不吝于在车前出现巨坑时，自告奋勇或推下其他人去填，因为这辆车，真的是很漂亮呵。
西方有句话说：“让恺撒的归于恺撒，耶稣的归于耶稣”。恺撒统治着世俗的领域，耶稣统治着灵魂的领域。可我们总要让耶稣统领一切，即使是世俗的作为，也要让灵魂的审判官来审判。恺撒在舆论的笔下沦为耶稣的傀儡，重复着耶稣所唱出的“主旋律”，把世人的功言、事实的真相在道德的准则下重新塑造。同时，这塑造又迅速脸谱化，于是人们又往往根据世俗的言行轻易地推定出一个人的心灵，让恺撒完成了对耶稣的报复。在恺撒和耶稣的争斗中，被碾得粉碎的是人的灵魂和形象。
唐杜牧做<<阿房宫赋>>，在总结了秦历二世乃亡的教训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我们总是拜倒在主流道德标准之下，被操纵着去做着各种“诛心”之论，改朝换代般地变了个道德标准就以为解决了所有问题，却始终不能有宽容的心态，始终不能学会实事求是，把德、言、功混为一谈，那么，我们今天为以前的荒谬大发感慨，不过是“哀之而不鉴之”，就在不远处，后人已经在等着要“复哀”我们了。
认真点就好区分了．
历史书上的张将军照片要帅得多~~
看人还是不能看表面的
八、结语
最后，关于张自忠的死，我不惮再说一遍，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舆论的“罚太重”，虽然是“古已有之”了，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实也难免更为偏激，这些都是应当归罪于日本侵略者。只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当是吾等共识，所以这里少说几句而已。全文写下来，似乎是在说舆论逼死了张自忠，但我要一再强调，是侵略战争导致了这一切。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国人理智应对，本来是可以避免张自忠的早死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人责怪舆论。蒋介石的悼电里说“众谤群疑”、“当世之是非毁誉”，乃至“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更多的是对张自忠的褒奖，而不是数落舆论的错误。这是因为当时抗战仍然处在极其艰难的阶段，爱国的民气不能打击。
而到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大为宽松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反省吗？为了那个曾饱受折磨的灵魂，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坠入同样的境地。
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
如今，中国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宽松，我想，我们可以，也应该检讨一下了。
陈嘉庚的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曾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但是拿这个说法，往抗战的历史上套时，第一个被网住吊起来示众的，就是张自忠。你看，在日本人未退出东北，而且借着“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在华北驻扎重兵的时候，张自忠却和日本人酬酢往还，交往密切，而不是一见到日本人就拉下脸来，怒斥他们的侵略行径。甚至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一片抗日声中，他还一次次地主张“和平解决”、“就地解决”，陈嘉庚的提议简直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
----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打成了“汉奸”，这个提案不知伟大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不应该从一个人的观点来断定他(含“她”，下同)的立场，尤其当这个观点和自己不合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中，张自忠被认为是“主和派”的代表，其实委员长宋哲元以及其他重要官员如秦德纯等的共识，都是与日本不可轻启战端，能拖则拖，而来自蒋介石的承诺也是“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
我无意于在这里讨论这个政策的正确与否。当时的情势极为复杂微妙，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承担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政策或许不是当时最好的选择，然而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这样的政策，一定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动机。他们不是完人，在政策判断上当然也会犯错误，有时还会很严重，但他们提出政策的出发点，都绝不是为了出卖国家的利益。
冀察政务委员会不是个卖国的组织，相反，说到抗日，全国都找不出像二十九军这样光荣的部队来。他们不仅有威镇喜峰口的大刀队，而且高级将领中一个当汉奸的都没有，主要人物除了张自忠留守北平外，都随主力南撤了。尤其他们仅师长以上的将领中，就有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亦即喜峰口一战的英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三人先后殉国。抗战军兴后，部队扩充，当时的军长，都相当于后来的集团军总司令，而师长则至少相当于后来的军长，比如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任五十九军军长至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任七十七军军长至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原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任六十八军军长至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总共在抗战里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不过两位，可见二十九军的牺牲和贡献，在中国军队里是首屈一指的。
顺便说一句，二十九军是由在中原大战后不肯投降蒋方的西北军残部改编而成的。西北军本身就是封建色彩浓厚的一支军队，讲究旧道德。二十九军们的将领们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同侪们纷纷另谋高就的情况下，仍然忠于冯玉祥，比如宋哲元收到蒋介石的委任状，看后就撕掉了，说明他们确实对道德看得特别重。这群人在抗战中有如此英勇的表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偏偏他们却被舆论猛烈攻击为“汉奸”。当时的南京政府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但那里的政客们对这一套心知肚明，虽然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会做些让步，但根本的想法却不会改变。冀察政务委员会里的首脑们都是军人出身，对政治这一行的复杂度远远估计不足，“当世之是非毁誉”把他们弄得无所适从，以至于大家都知道应该有人在大军南撤后继续和日本人打交道，可就是没人愿意留下来，不是怕任务艰巨，而是怕被骂成“汉奸”。被骂为“汉奸”的人，微弱的自辩往往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人们近于疯狂的爱国热情。
张自忠决定留下来后，在这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全国马上一起投入了对他的口头讨伐中。在同样的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北京的居民曾真的以“口头”来讨伐了袁崇焕。张自忠虽然没有象袁崇焕那样被凌迟，但他的心灵上所受的刀剐，又何少于前人遍体的鳞伤......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忍再回顾一遍了。让我们跳到
在一个“汉奸”的骂名消失、一个“民族精神”的丰碑被树立起来的同时，我更关注的，却是有一个“人”死了。在“汉奸”和“民族精神”之间，是一个“人”。在“汉奸”和“民族精神”的生和死之间，有着一个人的灵魂的生死斗争。我虽然不能同意张自忠“求死”的行为，可是，看完了他的传后，我又想：这样备受煎熬的灵魂，被搅动得那样痛苦的良心，活着也是苦难，确实还是“求死”比较容易。鸦片是一种麻醉，死也是。
我不想研究张自忠的死给抗日战场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也不想假设张自忠如果活着可以打多少胜仗，仅仅是为了他那饱受折磨的灵魂，为了他那不能平安的良心，我们就应该检讨舆论的过错了。
五、你同
张自忠并非没有想到他在大军撤离之后独自留下来担任北平市长，人们会怎么看。
那天的下午，在平津已经守不住了的情况下，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在一起开会，讨论撤退。因为必须有人留下来继续和日本人进行谈判，会上提出两个善后方案：
(一)留下四团人，由秦德纯指挥留守北平。
(二)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
结果秦德纯和张自忠都不愿意留下来，因为两个人都很清楚，留下来就会担“汉奸”的骂名。本来大家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方案，应当就说明了秦、张二人素有“亲日”之名，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较多，留下来和日本人周旋会比较容易。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两个人平时被攻击为“汉奸”也最多，也正是最不愿意留下来的人。张自忠不用说了，秦德纯在后来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此时国内外人士不明真象，本爱国爱友之心情，函电纷驰，责难颇多，既不能向其说明真象，只有苦心孤诣，忍辱求全，以待事实之证明。主持其事者的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怎么办？这个火炕总得有人跳，这个地狱总得有人下。最后，挑起了这个重担的，是张自忠。然后，他在三年后战死沙场的命运，就已注定。他并非挑不起与日本人在战败之余，开展“弱国外交”这近于不可能的任务；他挑不起的，是舆论给他戴上的“华北特号汉奸”帽子，是举国上下泼给他的脏水。他的才能，足以将号称日本“铁军”的板垣师团阻在临沂，不能前进一寸；他的良心，却不能忍受自己名誉受到的侮辱。
蒋介石在为张自忠发出的悼电里还特意就他的这一段历史说：“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我不知道当年骂他“汉奸”的人，在那时心里的想法。我只知道，在那时，张自忠已经死了。
悼电里说他“未尝以一语自明”，是不确的。事实上，张自忠一直不停地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不是“汉奸”，可惜的是，当时的舆论不能认同他的作法。“行”之不立，“言”就更不能被接受了。他的辩解，一说出来就会淹没在滚滚的舆论里。比如，他说：“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报纸却讽刺他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
与舆论的反应比起来，蒋介石说他自己“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则不能算是自夸。表面上看起来，当时南京政府对张自忠还是比较严厉的。张自忠刚刚化装离开北平，辗转来到济南，蒋介石就下令将他“押解南京”。然后他人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时，政府又发令说他“放弃责任，迭失守地”，撤职查办[3]。这好像不能算是“爱护矜全”吧？但其实当张自忠在南京去见他的时候，蒋介石安慰他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后来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自忠的处理意见时，“蒋介石踱着步，沉吟了片刻，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可见蒋对张自忠的处置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所以他可以近于自豪地说“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案蒋氏所行，一向也是和张自忠同样的政策，所挨的骂，只怕也还在张自忠之上，确实是可以说“我均明了”)。
悼电里还有一句话：“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当张自忠在平津面对着敌人，不能战斗，反需周旋的“艰难之会”时，是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但当他被撤职查办，困居南京，远离了斗争的漩涡后，没有了公务的繁忙劳心时，“当世之是非毁誉”却又从心底钻了出来，反倒开始“乱其虑”了。如果侮辱他的是敌人，他可以和他们一决生死。可他也深知，舆论对他的攻击，其实也是基于爱国之心，对他们，他无可如何。给自己申辩吧？没人会听他的，况且那时全国都是一片爱国高调，他能放得出什么言论上的“卫星”来？在这样的苦闷中，他除了沉醉于鸦片之外，怕也只有一遍遍地痛下决心，将来要“一死报国，以示清白”，不然，他的良心又怎能挺得过那样的煎熬？
所以我认为，张自忠在战场上的“求死”行为，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他的攻击，造成了“精神痛苦确达极点”。打内战和丢失平津，应当也是他精神上的重大负担，从而加重了他“求死”的决心。但是，综观他在困居南京前后不同的言行对比，以及他多次提到的要洗刷自己的冤枉的话，舆论给他戴上的“汉奸”帽子，应当才是决定性的原因。
当然，我愿意再强调一遍，这一切的一切的原因，归根到底，都是在于日本侵略者。正是因为他们的侵略，中国人感到亡国奴的命运已经迫在眉睫，在如此严重的压力下，舆论的反应自然相当过激，更不用说日军是杀死张自忠的直接凶手了。
在徐州会战中，张自忠“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阵地，给官兵打气，与官兵们一起战斗。”他自己给弟弟张自明的信也说：“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
幸运的是，这两次渡河，张自忠都成功地扭转了战局。我们无从得知在那两次，如果战事依旧不利的话，他会怎么做。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他最后一次渡过襄河后，面对着敌人两个师团，仍然不肯回到河西。被敌人重重包围后，形势已经很清楚，但他却不肯突围，固守阵地。
张自忠不会不明白当时的战场局势意味着什么，在日军尚未合围之时，他还派人陪同苏联顾问转移。当他的参谋长李文田一再劝说他转移未果后，无奈之下说：“你实在不走，我可要走了。”按以往的张自忠的脾气，不枪毙了他，也要大骂他一顿，但张自忠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然后又命令他的参谋转移。
显然，他在这时已下定了死的决心，因为他已经判断出形势不可挽回，不再要求别人陪同在一起牺牲。到下午4时，日军已经近在咫尺，他亲自上阵冲杀，被日军机枪打中。随从忙给他包扎，他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已有办法。”他拔出腰间短剑要自杀，被随从拦住。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在渡河前他给冯治安的信里就说：“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他的良心，终于可以得到平安了。他实现了自己说过的话：“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
其实，在临沂战役之后，就再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可他还记得自己的诺言：“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是早年的那些汹汹舆论，把他逼到了非要“一死以示清白”的境地。本来，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不会不知道，他的职责是运筹帷幄，指挥前线的将士战斗，而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冲锋陷阵。事实上，他死之后才半个月，他守了两年的襄河防线就在
害死张自忠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当然是都日本侵略者。是他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这一幕悲剧，和其他数不清的人间惨剧。对他们的谴责和历史责任的追究，是我们决不能忘记的。但是，张自忠本来是可以不死的----至少，本来是可以不那么早死的，如果他不那样积极地去“求死”的话。
旧道德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他太较真了，而以前人们对他的攻击，也太咄咄了。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人们给他戴上的“汉奸”的帽子。
他本来就因为常和日本人交涉而盛负“汉奸”之声名，到了他当沦陷后的北平市长时，这个名声已经彻底地坐实了下来。当时全国舆论都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大字标题也饱含着人身污辱：《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等。
光是报纸骂也就算了，他还亲身经历了人们对他的蔑视。他从北平脱险南下后，先到了济南。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老部下，但这时此人“对张已不再以礼相待，而是以讥讽的口吻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一位部下竟如此对自己讲话，大大刺痛了张自忠的自尊，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这件事并不是特例。当张自忠在济南求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亲耳在门外听到韩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韩复榘是当年西北军的叛将，被蒋介石收买，背叛了冯玉祥。后来他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抗日，丢了山东，被蒋介石枪毙。人格如此低下的一个人，都说张自忠是汉奸，张自忠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
不久蒋介石下令要韩复榘将张自忠押解南京。当时舆论方面把张自忠已塑造成“汉奸”，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去，生怕他因此成了平津沦陷的替罪羊，一旦有什么不测，那一世骂名，可就永远也洗刷不清了。张自忠对此中干系也清楚得很，但他自问“丢华北有过，当汉奸没份”，还是去了。陪同他南下的秦德纯为防万一，把他安排在三等车厢，自己和押解的人坐头等车厢。果然，到了徐州站时，突有“30多名青年学生拥到头等车厢的门前，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秦德纯因预有防备，不慌不忙地请四名学生代表上车谈话，并让他们到车厢内各处查看。学生代表未见张的踪影，只好下车而去”。这件事对他“刺激极深”。
张自忠是山东人，父亲是个小官。他从小进私塾读书，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当初投笔从戎，不去南方的革命军，而是加入北洋军队。他那时的革命意识应该是很淡漠的。
西北军也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身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土崩瓦解，众将有的投奔蒋介石，有的自由行动，他却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
这样的一个人，在被人当面攻击为“汉奸”时，在被报纸每天指名道姓地大骂时，他心里的痛苦，远非那些信口攻击的人所能想像。他到了南京之后，被撤职查办。这时抗战已经打响，凇沪激战正酣，他的老部队三十八师被改编为五十九军，驻守津浦线，他却困居南京。人们都目他以“汉奸”，他却无法申辩，舆论决不会再相信他的誓言，想要行动却又报国无门。在极端苦闷的心理下，他“开始沾染嗜好，抽起了鸦片烟。”----他的内心已经被折磨到了何等地步！
但我想，他将来一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当也是下于这极端苦闷的时候。张自忠毕竟不是会在鸦片的烟雾中消磨意志的失败者，这个山东汉子，象一根弹簧，外界的压力把他一压再压，压到了极限，当他重有机会爆发时，必然会爆发得地动山摇。所以，当他重又被任命为代五十九军军长，终于有机会杀敌报国后，他便处处显露出“以死洗冤”的心态来。
在和老部下又见到面时，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当时大家都哭了。在徐州会战前的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又说：“我现在有过，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 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
四、张自忠的绝境是他主动要求来的
很多迹象表明，张自忠的绝境是他主动要求来的。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完全没有必要亲临前线。另一位在抗战中战死的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撤退时被日军追上，不幸殉国的。再比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将军，也曾身陷绝境。当时他奉卫立煌之令向黄河南岸撤退，被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幸亏忽然天气变化，雷电交加，风雨狂作，他才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
我对李、刘二位将军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他们都是在撤退时被敌人追上的，而张自忠则是主动渡过襄河，以两个团加一个手枪营的兵力和敌人周旋。战斗都发生在东岸，如果他留在西岸的总部里，是不会有生命之虞的。他决定渡河时，部下就已经一致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到了河东，他和各部队取得联络后，日军调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双方实力悬殊已显，这已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块死地，已无生的希望，应当赶快转移。张自忠打了一辈子的仗，不可能不明白当时的处境。
当然，从我军在抗战中的很多英勇表现来看，置自己个人安危于度外的中国将领，绝非只有张自忠一人。比如李、刘二位将军，如果平时总是畏缩不前、望风而逃，也不会陷入绝境。上面的对比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是，结合张自忠其他很多的言行，我想，张自忠是带着“求死”的心去打这一仗的。这种心态很清楚地表露在他过河前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信里：“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再比如，有人说：“张将军平日衣着十分简便，但此次出战却穿上黄呢军服，带上中将领章，一反平日所为。”那么，他应该在出战前做了必死的打算，所以才衣着如此整齐，宛如入殓时的盛装。
甚至早在1939年8月，他赴重庆述职，事毕回到防区前，到冯玉祥那里去辞行时，就已经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了：“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张自忠又停住了。他预感到自己很难再与
如果这种“求死”的气势激发了全军的斗志，最后取得战斗胜利，那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了，死在了战场之上，他也是心满意足的。抗战爆发以来，他“每战必预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督战。大家既为他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他的苏联炮兵顾问劝他说：‘高级统帅，不宜过分靠前。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进至山炮射程以内，尚无所闻。’李宗仁也曾不止一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
诚然，张自忠在西北军时就以勇猛著称(事实上，整个西北军都以勇猛著称，象常被人说“以勇猛著称”的就有宋哲元、孙良诚、吉鸿昌等人)，但我没有看到他如此“求死”的表现。当然，那是内战。但就是在长城抗战，面对着日本侵略者时，他也只是“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在前线督战和视察阵地慰劳官兵的区别，我想谁都会看得出来。
抗战刚爆发时，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他所主张的还是“和平解决”。但到了当年
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促使他产生了“求死”的心？
是因为他以前在西北军时，替冯玉祥积极打内战吗？1938年2月，张自忠对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说：“现在的军人，很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决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以前的军人认不清“国家的危机”，不能“团结御侮”，大打内战，当然也有张自忠一份。他对冯玉祥忠心耿耿，中原大战失败后，才有机会跳出西北军这个集团的利益圈子，站在全国的利益立场上，认识到内战频仍，国运不振，外辱便会乘虚而来。当他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时，心里必然内疚。但是，内战的原因极其复杂，牵涉也极为广泛，如果细究起来，打内战的人个个都要“找个机会死”的话，当时的中国军人----包括延安----一个也剩不下来。就算张自忠的自律特别严格，他也不可能会认为内战的主要责任在他。虽然是千千万万个张自忠加在一起才打起了内战，但这么一个历史污点，是很难让他“非死不可”的。
或者是因为他丢了平津吗？他总是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吧。他在事后和宋哲元的谈话中，两个人就“对于误信和平、贻误战机都感到沉痛和内疚。”到了1939年，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王淮冰、国新社记者高咏的采访时又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诚然，在卢沟桥事变中，他误信和平、贻误战机，对华北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个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力争和平解决，是宋哲元以下整个冀察政务委员会，乃至南京的蒋介石政府，所抱有的同一的方针。对此，他当然感到内疚，但是，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足可弥补他当日的错误。何况，当时敌强我弱，以区区一个二十九军，是决不可能保得住平津的，在那种情况下，谁都难以作为。他刚到南京时，对采访的记者说：“自忠受命留平，因才识浅陋，力尽援绝，有负党国使命，贻误之处，实不敢辞。”“力尽援绝”，是事实，“才识浅陋”，则显然不能算“罪”，而只是“贻误之处”。
三、为他的“汉奸”名声彻底地翻了案的，是他自己的行动
三年后的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发动了“宜昌作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枣宜会战。这时，他已经是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除了他自己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外，还有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八军团、第二十六军等部，总兵力达15万余人。他的任务是担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备，于是留了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阵地，将主力配置于襄河东岸，以迎击敌人进攻。
从5月1日日军发动进攻，到5月6日，激战六日下来，因为形势严峻，他决定亲自到襄河东岸去督战。部下纷纷劝阻，认为总司令应当坐镇指挥，不应该亲临前线，他执意不听，带着手枪营和右翼兵团的预备队第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在7日拂晓渡过了襄河。在河东转战三日，他和河东各师陆续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闻知总司令也在河东，士气大振，战斗行动更加有力，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截断。
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总共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也只有四个师团)，集中攻击他。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加起来只有2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装备则远远不如，但他仍然坚持要留在河东和敌人周旋。战至15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敌人包围。当时，他“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之日军则有五六千人”。部下数次建议他转移突围，都被他拒绝。
因为敌我众寡悬殊，到16日下午4时左右，他“身中七弹”，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时年49岁。抗战期间，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共有两人，一个是1944年5月战死于黄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另一个就是他。
他叫张自忠。
他的身后备极哀荣。“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当时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以张自忠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国葬殊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并题词“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1943年张自忠殉国3周年之际，周恩来著文将其誉为‘抗战军人之魂’。”
而当时已被共产党开除、困居四川的陈独秀的题词则格外意味深长：“岁寒然后知松柏”。
二、后来，很多人为他的“汉奸”名声翻案
有人举出了他以前的抗日业绩。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大展神威的大刀队，就是他三十八师所属的赵登禹旅。他也曾“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他却因此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还有人写诗称颂他：“军称模范久驰名，誓与倭奴苦战争。深夜出兵来杀贼，刀光闪烁气峥嵘。”
反驳的人会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汪精卫以前也是主张抗日的，曾有过因为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的近于幼稚的壮举。一直到长城抗战的时候，汪精卫听了前方的报告，得知中日两国在军火、战力上的差距，才慢慢地有了主和的倾向。这个“汉奸”的心理说不定也是这样转变的。尤其他是个军人，和汪精卫那样的政客还不一样。那时候的军人，手上的部队就是他的一切，有了部队就有了说话的资本，没有部队就什么都不是。在这样的思想下，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不肯积极抵抗日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为他辩护的人则认为，他也许确实对日军的炮火震惊不已，由此生出了避免武装冲突、和平解决为上的想法。但他的主和，不是无条件的一味主和，而是在双方尚未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尽量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争取最大的利益，至少也可拖延时间。这种想法，不仅他有，宋哲元也有，而据二十九军副军长、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回忆，蒋介石也对他指示说“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
所以，当他在察哈尔省主席的任上，日军指使伪蒙军武力攻占察北六县时，他并非不想以武力再夺回，“但未获宋哲元批准。”
他访问日本，是因为当时宋哲元必须和日本人打交道，不能拒绝这个邀请，但宋考虑到“如果自己亲自出访，一旦日方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于是决定从部下另挑一人，这样“在日期间如遇类似情况，可以须请示宋为由而不作答复。”他因为当时担任天津市长，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较多，所以被选中了。有朋友对他说：“为什么要去日本呢?这于你的名誉是不利的。”他回答说：“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他“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ZZZ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
在“主和”的思想指导下，卢沟桥的隆隆枪炮声也没有能打破他的幻想。宋哲元和他一样，在处理这次事变时，仍然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在三十七师一部准备主动出击时，因为抱着这种想法，他才会通过军部命令三十七师不许出击(他是三十八师师长，不能指挥三十七师，所以必须通过军部)。
到了7月底，形势恶化，二十九军独力难支，被迫南撤。这时宋哲元认为，“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人负责与敌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就留给了他，因为他“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为了日后他能向世人辩白，宋哲元还特意写了手谕给他。所以，他留下来不是要当汉奸，而只是要与日本人周旋，为中国的抗战争取时间。他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举动，显然也是为了向日本人故作友善，以增加回旋的余地。
以上的辩护，大家也许会觉得有些面熟----对了，怎么这么象张学良丢掉东北后，有人说是因为奉有蒋委员长的手谕？那么，到底他是忍辱负重的英雄，还是自甘堕落的“汉奸”呢？
当时舆论的回答是一致的。他留平的消息传出后，一时盛传是他逼走了宋哲元，自己留下来做汉奸，“舆论大哗，皆曰可杀。北平街头也纷纷传闻：‘出了汉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军官兵得知此信，也纷纷把ZZZ照片撕得粉碎（当时二十九军各部都挂有旅以上将领照片）。”全国舆论都直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Z逆ZZ”，就象后来他们一律称汪精卫为“汪逆精卫”一样。
他的北平市长并没有当久。
舆论却兴高采烈：“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再往前呢，他的历史记录也相当不佳。他的军事生涯开始于北洋军阀系统的车震部。该部奉袁世凯之命入湘讨伐护国军，结果被护国军打得大败，全军覆没。他得到同乡的资助，才返回了家乡。
然而他并没有死心，三个月后，他又投入了另一支军队。这次，他虽然依旧没有选择南方的革命军，又选择了北洋军，但他那个旅的旅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冯玉祥。在随后的十年几内，冯部逐渐由一个混成旅发展为三十万之众的西北军集团，他也由一个见习官升到了师长。在蒋冯阎桂中原大战里，他“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连蒋介石也对他另眼相看，在张学良通电拥蒋、西北军败局已定后，给他空投了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当时，其他接到蒋介石委任状的西北军将领，如宋哲元、吉鸿昌、梁冠英等人，无不是方面大将，只有他，是个小小的师长，可见蒋方对他的看重。但是他没有接受。
可是，就是这位在内战里“勇猛果断”的“大将之才”，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软弱，一再声称“和平解决为上。“七七事变”后，我军战事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退，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却留了下来，在日军的刺刀下当上了北平市长，并且主要的“政绩”就是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大量招纳汉奸、亲日派。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在给南京的电报里也说：“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艳实现。ZZ(他的名字缩写)、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除了他做了汉奸，还能怎么解释呢?
爱国华侨陈嘉庚说：“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以前的我们不说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正式打响，他身为守土有责的军人，却还在那里言和，难道不是八年抗战里的第一个大汉奸吗？
一、我要来为一个“汉奸”翻案了
他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产生的第一个汉奸。“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他便在那时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他所代理委员长的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本身即有相当的“汉奸”嫌疑。
为了抗议它的成立，还在
学生们为什么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呢？这是因为它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为了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半自治组织，是中国政府对日本让步妥协的结果。是年7月，日本通过“何梅协定”的签定，“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已难以在华北立足。当时，华北最大的军事集团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他们过去是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集团，和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集团一向貌合神离，日本人觉得有希望把他们拉离中央政府，最终实现华北独立，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以二十九军的军事首脑为主体，成立了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名义上还从属于南京政府，但它“变相自治”的性质，路人皆知。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汉奸”却仍然嫌它亲日的程度还不够。在代理了委员长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改派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指定陈觉生、潘毓桂等人负责对日交涉。”这些人，“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
由是，他的“汉奸”名声，乃成铁铸。其实，在此之前，人们就普遍认为，他“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在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日军向平津大举进攻、驻防的二十九军奋起反击的危急时刻，二十九军内部却出现了“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3]的奇怪说法。而他，正是三十八师的师长。
甚至在
在“七七事变”之前，他也一向是这种态度，即与日本“和为上”。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甫一上任，日本人就送来一份“礼物”：派伪蒙军武力攻占了察北六县。[4]而他对此国土沦丧居然毫无作为，把这份“礼物”照单全收了。
到了1937年3月，日本人邀请宋哲元访问日本。宋哲元不愿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去，于是，他去了。这一次的访问据说是毫无结果，但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他和日本人签定了密约。而按日本人的说法，则是“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
